泰勒·斯威夫特（Taylor Swift）的新专辑《The Life of a Showgirl》再次将她推向舆论漩涡。从“时代巡回”演唱会的现象级热度，到以“无孩爱猫女”形象介入美国大选、被塑为女性主义代表，这位流行文化符号的每一步都备受瞩目。然而，新专辑中对爱情、婚姻与孩子的直白渴望——尤其是宣布与特拉维斯·凯尔斯订婚后，在歌曲“Wood”中对性生活的描写——让她被贴上“传统贤妻”（tradwife）标签，中文世界更是用“娇妻”一词展开热议。无独有偶，萨布丽娜·卡彭特的专辑封面、西德妮·斯威尼的“洗澡水香皂”、Lisa的疯马秀表演，这些顶流女性名人都难逃舆论苛责。女性名人为何总是成为批评的焦点？这场围绕她们的争论，实则是当代女性主义困境与文化战争的缩影。
一、女性主义期待的“道德枷锁”：谁在定义“合格的女性主义者”？
女性名人被批评的核心原因之一，在于公众将其视为女性主义运动的“代言人”，并施加了极高的道德期待。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·艾哈迈德曾指出，一种“文化女性主义的道德化甚至警察化立场”正在蔓延——通过宣称“某种做法不女性主义”或“某人不是女性主义者”来确立自身合法性。泰勒·斯威夫特的争议正是典型：过去她被塑造成“独立女性”范本，而当她表达对家庭的向往时，就被批评为“背叛女性主义”。
这种期待本质上陷入了“非黑即白”的误区。界面文化曾指出，女性名人虽能助推女性主义进入主流视野，但她们并非完美的“道德权威”——和普通人一样，她们也有困惑与多元选择。泰勒在歌曲“Eldest Daughter”中唱“当我说不相信婚姻时，那是一个谎言”，在“Wi$h Li$t”中描绘“有几个孩子、带篮球框的车道”，这些对平凡幸福的向往，却被解读为“假装独立、渴望依附男性”。然而《华盛顿邮报》评论犀利反驳：“想拥有房子和孩子不代表成为‘传统贤妻’，女性主义从来不是‘独自享用沾满猫毛和男性眼泪的晚餐’。”
更矛盾的是，这种“道德审判”常来自女性群体内部。英国作家安吉拉·卡特在《萨德式女人》中写道：“女性经验具有普遍性的观念是一个聪明的骗局。”当泰勒被右翼势力视为“传统家庭生活的代言人”，又被进步主义者指责“与保守势力合流”时，她实则陷入了女性主义内部的撕裂——有人认为“回归家庭是个人选择”，有人则视其为“倒退”，而这种分歧恰恰暴露了“何为女性主义”的共识缺失。
二、性别议题的“双重困境”：传统贤妻与性表达的争议漩涡
女性名人的批评声浪，集中爆发于两大性别议题：“传统贤妻”的回归与性魅力的展现，而这两者都陷入了难以调和的双重困境。
困境一：“传统贤妻”争议背后的政治文化博弈。“传统贤妻”本指上世纪50年代倾向家庭角色的女性，如今借TikTok等平台回归大众视野。争议的关键不在于“选择家庭”本身，而在于其背后的政治关联性——《纽约时报》研究显示，“传统贤妻”内容的受众常被算法推荐极右翼视频，这让该概念容易与种族主义、恐跨等保守观念绑定。批评者担忧，这种趋势会消解前两波女性主义“争取工作权、走出家庭”的成果；而支持者则以“选择女性主义”辩护：“能主动选择不工作，恰恰证明女性拥有自主权。”
越南裔学者Kim Hong Nguyen在《贱女孩女性主义》中戳破了这种辩护的局限性：“选择女性主义往往是白人女性主义”——依附丈夫财富的“家庭主妇”，本质上依赖“白人性”带来的阶级特权。泰勒与凯尔斯的“权力夫妇”模式虽属例外（双方均为独立个体），但仍被质疑“掩盖异性恋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，巩固父权系统”，这种争议正是政治文化博弈在个体身上的投射。
困境二：性表达的“男性凝视”与“性自由”之争。比“传统贤妻”更普遍的批评，指向女性名人对身体与性欲的展现。泰勒因亮片紧身衣封面遭议，卡彭特则因专辑封面“跪地被拽头发”的画面被骂“迎合男性凝视”，甚至被贴上“妓女”标签；她们歌曲中“他的爱就是打开我双腿的钥匙”“泪水顺着我的大腿流下”等直白描写，更是引发“取悦男性”还是“性自由表达”的激烈争论。
这场争论实则是上世纪“女性主义性战争”的延续——反色情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化表达是压迫，性积极女性主义者则视其为主体性体现。如今语境更复杂：Z世代既强调性态包容，又对亲密关系中的权力结构高度敏感，导致“性表达”陷入“保守批判”与“进步辩护”的两难。《纽约客》指出，卡彭特的争议发生在“后《罗诉韦德案》时代”，当女性身体权利被重新挑战时，社会对“性”的道德规则愈发困惑——“性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，既神圣不可侵犯又荒谬可笑”。
三、凝视的本质：文化规训与女性的“自我对抗”
女性名人被频繁批评的深层原因，是由来已久的“凝视机制”仍在运转。作家索菲·吉尔伯特在《女孩反女孩》中指出，过去二十五年的文化产品深受色情文化影响，“以男性欲望为导向，将女性视为被束缚、被迷恋或被虐待的物品”，这种规训形成了矛盾的期待：“要是性感的处女，要有成人电影明星般的外貌和纯洁戒指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长期维持的平衡表演。”
更讽刺的是，这种凝视不仅来自男性，更内化为女性的“自我对抗”。英国哲学家埃米娅·斯里尼瓦桑在《性权利》中写道：“色情不仅是描述世界的机制，而且是制造世界的机制。”当卡彭特被女性网友嘲讽“17岁害怕萨布丽娜·卡彭特”时，当泰勒被女性批评者贴上“娇妻”标签时，本质是文化规训下女性对同类的“二次审视”。这种“女孩反女孩”的现象，让女性名人成为各方情绪的“宣泄口”，而非真正的讨论对象。
四、破局之路：交叉性视角与“接触伦理”的重要性
要走出这场批评困局，首先需要承认女性主义的复杂性。朱迪斯·巴特勒在《谁在害怕性别》中提出：“女性主义政治是联盟政治”，它深陷种族、阶级、地缘等复杂关系，不能用单一标准定义。非裔学者金伯利·克伦肖的“交叉性”理论也强调，需关注各种压迫与特权的叠加——泰勒的“传统贤妻”争议在西方与中文世界的差异，正是语境复杂性的体现：西方聚焦“生活方式选择与保守主义的关联”，中文世界则更反思“异性恋关系中的男性崇拜”，这种差异源于女性主义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的不同。
学者史书美提出的“接触伦理”或许是解题关键：跳出“西方与非西方”的二元框架，反思自身立场，理解文化特殊性，在对话中接受“相互改变的可能性”。当我们批评泰勒或卡彭特时，更应追问：这种批评是出于对女性权益的真正关怀，还是陷入了“道德警察”的惯性？是尊重个体选择的多元性，还是用单一标准绑架他人？
女性名人不是女性主义的“完美标本”，她们的争议也不该是“非黑即白”的审判场。当社会能容纳泰勒既追求事业巅峰，又向往家庭温暖；能理解卡彭特的性表达既是艺术选择，也是时代困惑的投射时，或许我们才能真正跳出“批评困局”——因为女性主义的核心，从来不是“成为某种固定模样”，而是“拥有选择的自由与被尊重的权利”。